詩的社會意識和批判

近60年的詩創作經驗，讓我深深感受到詩與社會的密切關係，同時也愈關注台灣詩壇對社會疏離的現象。2002年在真理大學一次人文講座的演講中，以〈詩人在社會中的角色〉為題，我先質問「詩人是什麼人？」從「我是誰」反省，接著分析詩人至少具有作為社會的觀察者、記錄者和批判者等三種角色。今天，我想從分析詩人的身分，轉換角度，來談詩作品表現的社會關聯。

詩的概念與其內容相似，具有多義性，所以詩史上常有爭論，也迭有流派的興替。基本上，詩是創作者意識的產物，但許多論詩者常只專注於修辭技巧的工具論，反而忽略詩意義和效用的本質論。

詩從作者的生產，到讀者的消費，中間經過傳達的過程，必定有供需匯合的連接點存在，才會完成交道，這連接點是詩人和讀者共同關心的要素。一般論詩，總會注目於詩中意象的經營，「意」與「象」通常是聯結成趣，但細究之下，在串聯的光譜上可分成不同程度的偏向。

試以大家熟悉的唐詩為例，李白的〈下江陵〉（或稱〈早發白帝城〉）詩云：「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這首歷代傳唱的詩句顯示李白被貶謫獲釋後，恢復自由身的愉快心情。我1989年搭揚子江號遊輪溯長江三峽，從荊州（即江陵城）逆駛至白帝城（在瞿塘峽夔門峽口），費兩天時間，若扣除遊覽時間，一天可達，李白從白帝順流至江陵城，一日可還應無問題，若考慮唐朝的輕舟可能航行速度不如現在遊輪，則當時他的心情輕鬆飛快，充分表露無遺。李白詩中著重個人的美感表現，無暇環顧周圍，忽視三峽岸邊巴人生活的窮困。我在過三峽的〈猿聲啼不住〉一詩開頭寫著：「隨風聲逆行／早發西陵 午過巫峽／極目不見猿影／只有巴人在江邊狹地／耕作　鑿石　網魚／或聞兩三聲呼嘯／即刻沒入滾滾波濤聲中／有誰聽呢」。李白詩句內向性的思惟，有個人的美學觀，而我在一千多年後，看到的巴人仍然在困苦生活中，李白却沒有著墨。

另一代表性的唐朝詩人杜甫，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詩中有句云：「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顯示詩人留意社會經濟狀況，對大眾的關注，同情低所得人家窮困的態度，所以將心比心，推己及人，表現他外向性連結的強度。遊罷三峽，上岸後，我到成都參觀杜甫草堂，看到杜甫塑像一副仙風道骨的模樣，想像當時寒士的生活景況。看完園內的花展後，忍不住用詩〈盆景展覽〉表示我的感歎：「奇景連連的雕琢之美／卻一直尋思著茅屋何在／秋風去後再來／廣廈千萬間何在／少陵嶙峋瘦骨的搖曳之姿／在柴門外隨著百竹風舞」。雖然杜甫的社會觀在中國歷史上沒能落實，千年後仍然到處有寒士，但這樣的詩句充分表現杜甫的社會意識和立場。

引用上述詩句只是方便說明不同意識的傾向，並不表示作者即是全然這樣的屬性，因為「以偏概全」只會見樹不見林。意識雖然是詩人創作的立足點，但不能單憑意識論斷作品的品質，反過來說，如果擺脫意識的創作意圖，專論修辭技巧，也不足以肯定詩的崇高水準。詩人既然是社會群體的一分子，詩表達的題材如涉及社會事務，理應會與社會閱讀大眾有共同關切的議題，發揮詩人為社會發言的功能。

詩就效用而言，按照上述粗略的二分法，大致可分為內向性和外向性。內向性的詩表達個人感情，和自己內心對話，或者說是自白；外向性的詩投射對社會關懷，企圖與世界事務產生連結，企圖與社會溝通。

一般來講，詩是藉意象表現，用具象物暗喻內心的思惟，所以詩往往不明講，或不講明，或者只講表象，至於詩的真義，在深一層的底部，留有很大的空間讓讀者自己去想像和填補，試以詩為例：

　　　　鸚 鵡

　　「主人對我好！」
　　主人只教我這一句話

　　「主人對我好！」
　　我從早到晚學會了這一句話

　　遇到客人來的時候
　　我就大聲說：
　　「主人對我好！」

　　主人高興了
　　給我好吃好喝
　　客人也很高興
　　稱讚我乖巧

　　主人有時也會
　　得意地對我說：
　　「有什麼話你儘管說。」

　　我還是重複著：
　　「主人對我好！」

使用非常簡單明白的語言，烘托生活化的情境，喻指愚民政策的社會現實狀況。詩中以鸚鵡學舌的普通現象，塑造特殊的社會隱喻。這首詩陸續被選入台灣、中國、香港的多種華文詩選裡，也被譯成日文、英文、荷蘭文、塞爾維亞文、羅馬尼亞文、葡萄牙文、孟加拉文、俄羅斯文等文字的詩選，到現在共有42種版本。

中國在1989年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遠因起自北島、老木、陳軍三人草擬一封給鄧小平的公開信，提出釋放魏京生及所有政治犯、要求民主自由的呼聲。連署者包括詩人邵燕祥，之前他曾經寫過一篇〈鸚鵡的聯想〉，提到他讀這一首〈鸚鵡〉詩的幾個聯想。

聯想之一：古人（按：指唐朝朱慶餘）寫宮詞， 有「鸚鵡前頭不敢言」句，因「含情欲說宫中事」時，怕它學舌、洩密。而這首〈鸚鵡〉，只會說一句「主人對我好！」別的全不會說，應該可以放心吧，但這是在「遇到客人來的時候」，當客人的面「大聲說」的；客去之後，主人說「有什麼話你儘管說」的時候，這鸚鵡又會小聲地「重復」什麼，誰能保準呢？（意即：鸚鵡表演了台面上歌功頌德的虛偽。）

聯想之二：七十年前胡適寫過一首〈老鴉〉：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啞啞的啼。
　　人家討嫌我，說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
　　天寒風緊，無枝可棲。
　　我整日裡飛去飛回，整日裡又寒又飢。——
　　我不能帶著哨兒，翁翁央央的替人家飛；
　　也不能叫人家繫在竹竿頭，賺一把黃小米！

胡適不知道，或者知道而沒有寫出，光是呢喃軟語的燕子，在主人眼裡當然高於啞啞啼叫不吉利的老鴉，但是更討主人歡喜的是鸚鵡受教於主人的一句話：「主人對我好！」（意即：鸚鵡善於奉迎的奴隸樣相。）

聯想之三：這首〈鸚鵡〉之所以有趣，並不在於或不僅在於寫了鸚鵡能乖巧地對客大聲說：「主人對我好！」以及主客都很高興，酬以「好吃好喝」，好就好在進一步寫到，那個主人一方面只教給鸚鵡一句「主人對我好」，一方面又擺高姿態，得意地對鸚鵡說：「有什麼話你儘管說」，這能言鳥自然說不出主人沒教過它的話 。詩中重復四次的「主人對我好」固然是點題之筆，畫出鸚鵡為奴的悲情，而那句「有什麼話你儘管說」，更活現出玩奴僕於股掌之上的主人得意的嘴臉。（意即：暴露了統治者愚民政策的惡行惡狀。）

聯想之四：希臘當代詩人柳德米斯寫過一首百多行的長詩〈我很健康〉，寫的是囚犯寄家書，只准寫「我很健康」， 突出統治者的偽善 。讀〈鸚鵡〉一詩中 「主人對我好」這句話 重複多次的手法，同樣暗示在主人、客人、鸚鵡之外，有詩人控訴的聲音。（意即：詩人借鸚鵡行為發揮社會批判的使命。）

聯想之五： 〈鸚鵡〉是台灣的諷刺詩，但我讀後沒有陌生感，反而印象深刻，因為寫出放諸四海皆準的普世現象，不受地理區域的限制，成為人世間共通的諷刺詩素材。 （意即：詩應具備社會共通性才能引起共鳴。）

由此引伸，詩抱有社會關懷的介入精神，這種外向性的投射，自然會產生共同感受的切入點，超越地理空間、 以及時間流程的隔閡，詩已經不止於個人情感的發洩，而成為理解社會現實的具象素材，甚至檢視文化現象的焦點。這其實也是我們閱讀古今內外的詩，藉以理解超越時空現實的意義所在。

古繼堂在《台灣新詩發展史》論到〈鸚鵡〉時，也提到：「這是一首透徹心靈，震撼靈魂，含蓄、凝練、意味深長的諷刺之作。詩人抓住「鸚鵡學舌」這句成語所包含的意思和詩人所處的社會環境，以及他日常生活中的所見所聞，有機地進行交織思考，把兩者的共同點進行提煉和昇華，使自然界無意識的東西被社會上有意識的東西所利用，從而使詩人揭發社會現實的陰暗和醜惡與鸚鵡學舌的功能之間產生交響，因而使作品中所暗示的思想和讀者的生活感受一拍即合，產生共鳴。讀者的心靈便由此而悸動和震顫。阿諛奉迎和沽名釣譽是當今世界較為普遍的病態之一。狡猾的主人利用鸚鵡只會學舌不會創造，因而絕對不會出格越規，絕對不會揭出主人老底的特點，只教鸚鵡一句話：「主人對我好！」於是這鸚鵡就變成了一架有生命的錄音機，永遠成了主人歌功頌德、欺世盜名的工具。這種對靈魂的侵略、對意識的佔領是何等的殘酷！這裡詩人還進一步揭露了侵略和佔領者的手段，那便是給學舌者好吃的，進一步收買。還更深地揭露了侵略、佔領者的虛偽「有什麼話你儘管說」。這種揭露和刻畫可說入木三分。歷史的辯證法往往是魔鬼愈是偽裝的美麗，便是愈顯示出他的陰險和狡詐。主人的這種寬容大度，豈不是他更加偽善的表現？這首小詩包容了極為深刻豐富的社會內容。一切弄虛作假欺世盜名者在這面鏡子面前，彷彿都難遁行迹。這首詩對魔鬼進行了沉重的鞭撻，對令人厭惡得奴性心態，也進行了批判。」（台灣版第377～378頁，文史哲出版社，1989.07）。

〈鸚鵡〉寫於1972年，充分影射、揭露和批判80年代台灣戒嚴體制白色恐怖時期，社會低氣壓的沉悶氣氛和部分人物的疏離行為，其實到如今類似冠冕堂皇、歌功頌德、表裡不一、虛應故事、諂媚討好、自我炫耀、甘為奴隸、善於奉迎、愚弄弱者等等惡行，依然處處可見，顯示藉此詩可透視人世間眾生相的許多切面。中國詩人和評論者顯然是利用就近取譬的策略，迂迴諷喻其身處的社會現象，詩的外向性連接容易引起感同身受的共鳴。

社會意識廣義而言，涵蓋政治、經濟、歷史、文化、宗教、法律、哲學、藝術等各層面的意識在內，其中以政治意識與社會意識的關聯最明顯而直接，重疊性很大，因為政治上的動態和變化，立即牽涉到社會的現實。例如1968年因聯合國亞洲經濟開發委員會發表釣魚台列嶼海底大陸棚發現油田的消息，頓時引起台灣、中國、日本對釣魚台主權的爭奪，政府面對國際問題束手無策，1970年台灣留美學生發動示威遊行，刺激到台灣的大學生在校園內遊行呼應，突破台灣長期戒嚴和禁止學生運動的封鎖線，震動了台灣社會，這就是著名的釣魚台運動。這個運動明顯是經濟、政治、社會意識糾纏在一起的大結，牽連到後來的社會發展走向，當然也和政治發展息息相關。

這是一首描寫釣魚台事件的《釣魚台詩輯》十首組詩中之一，寫於1977年，已經是事件後七年，經過時間的沉澱，把激情轉向抒情表達，借用兒童似懂非懂的天真問話，更突顯出大人不敢言宣的心底鬱悶。

　　　　我們的國土

　　爸爸，您說釣魚台沒有樹木
　　是花草不生的灰色岩礁
　　但在您眼中那是很美麗的地方
　　因為那是我們的國土

　　爸爸，您說釣魚台沒有飛鳥
　　是動物絕跡的蠻荒離島
　　但在您眼中那是很生動的樂園
　　因為那是我們的國土

　　爸爸，您說釣魚台沒有飲水
　　是人類無法生存的絕境
　　但在您眼中那是很甜蜜的天堂
　　因為那是我們的國土

當然，釣魚台列島迄仍然是東北亞爭論的焦點議題之一，可是在涉外事件上，中國的民族性常會把社會焦點轉移成訴諸民族主義情緒，而忽略以國際法觀點論是非。寫了《釣魚台詩輯》後經過很久的關注，我才知道，日清甲午戰爭後，釣魚台已被日本列入版圖（日本稱為尖閣列島）， 國際上並無爭議，滿清也沒有處理，縱然台灣在日治時代把釣魚台列入宜蘭縣管轄，那是當時日本國內的行政劃分。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投降後，放棄台澎，未涉及釣魚台，美國代表盟軍佔領日本和琉球， 管轄區域包含釣魚台在內，1972年美國把琉球包含釣魚台交還給日本，這是國際現實。戰爭會改變領土管轄權，通常是戰勝國在主導，如果無能以國際法折衝捭闔，空喊「自古以來屬於我國」，只憑口水戰，無補於事 。

由此可見，詩的社會意識，背後夾纏了經濟、政治、法律，外交等錯綜複雜的問題在內，詩的外向性當然不能不矚目於外在現實，而詩的抒情重點在美感的訴求，要求詩的內在真實，而與外在現實有時不免產生距離，這是對外關係的層面，有時候不能解決的關鍵，只有在時間上繼續延宕，或許成為歷史的懸案擱置，等到有外力衝擊時，再順水推舟尋求方案。

再來檢視內部矛盾的另一面向，1979年台灣內部發生美麗島事件，許多文人，包括作家楊青矗和王拓都涉身其中，被逮捕、判刑後，楊青矗於1983年出獄，王拓1984年釋放。美麗島事件發生的時候，其實許多作家都親身體驗了追求自由民主運動的過程，只是各有不同的參與方式，不一定都投入政治活動的第一線，但是美麗島事件被鎮壓之後，社會悲觀氣氛凝重，幾乎普遍對台灣的民主運動絕望。在楊青矗出獄後，台灣文學界期待王拓也能夠恢復自由身的時機，我在難耐中寫下〈留鳥〉這一首詩：

　　　　留 鳥

　　我的朋友還在監獄裡

　　不學候鳥
　　追求自由的季節
　　尋找適應的新生地
　　寧願
　　反哺軟弱的鄉土

　　我的朋友還在監獄裡

　　斂翅成為失語症的留鳥
　　放棄語言　也
　　放棄海拔的記憶　也
　　放棄隨風飄舉的訓練
　　寧願
　　反芻鄉土的軟弱

　　我的朋友還在監獄裡

驚天動地的美麗島事件，在政府高壓政策主導下，很難讀到詩人的反應。我在詩中特別對無辜受刑的作家引為「我的朋友」，有一個典故，在詩人施明正年輕時，與紀弦成為忘年交，紀弦也把施明正引為知己，成為酒伴，1958年寫了一首詩題目是〈贈明正〉，在序言中稱呼施明正是他的同志，但施明正兄弟涉及台灣獨立被關進牢裡後，紀弦1967年出版詩集《檳榔樹乙集》時，把這首詩收進去，題目却改為〈橘酒與金門高梁〉，把序言刪除，「同志」就不存在了。

1995年時值東南亞諸國發動一波綿延性的民主化運動中，〈留鳥〉這首詩意外成為我側身印度詩壇的關鍵，從此讓我在印度詩壇活躍十餘年。2002年參加薩爾瓦多國際詩歌節，主辦單位安排在努內基金會的美術舘朗誦詩，我念〈留鳥〉時也引起聽眾關切，紛紛詢問「我的朋友」獲釋了沒有。可見具有社會意識的詩容易引起共鳴，因為涉及大眾共同關懷的議題，自然成為匯合的連接點。

最後，讓我們回溯戰後台灣發生更重大的228事件，這是1947年的台灣悲劇，表面上事過境遷，成為歷史陳跡，但是社會悲情往往不能一廂情願抹消，事件在轉化為集體無意識後，會永遠變成歷史意識的一部分，而二二八事件也不能單純歸納為政治事件，詳究起來，牽扯到歷史隔閡、文化衝突、經濟掠奪、法律脫序等等肇因。一般來說，悲劇事件必須透過正義司法和藝術手段處理，才能漸漸沉澱、澄清、消化、溶解，目前可以感受到台灣正往努力的方向在發展，但進度顯然太過遲緩。

這一首〈228安魂曲〉華語版2003年2月28日發表於自由時報副刊，前一晚在228紀念公園晚會上朗誦，作曲家游昌發曾譜成輕歌劇，但只完成第一章〈寒夜〉。台語版2006年2月28日發表於台灣日報副刊，後由作曲家柯芳隆譜成管弦樂暨合唱曲，2008年4月7日在國家音樂廳首演，2012年3月1日再度於在國家音樂廳演出。這是一首長達剛好228行的長詩，一口氣朗讀頗費心力，願為大家一試。

　　　　二二八安魂曲

　　（詩略，請見名流書坊15集《安魂曲詩集》1553號）

–– 2012.03.20 於中正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