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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11/10

四百年歷史一孤鳥

  台灣在戰後白色恐怖時代,史明和許多先覺者一樣,是一個敏感的名字,不但被逼流亡海外、流落異鄉,而且在島嶼內的公共記憶和記錄都被刻意抹消,國民黨執政當權者使盡手段,要使他們與台灣群體脫節,並製造恐怖氣氛,把他們從台灣人民集體意識的存在中拔除。正如我在寫彭明敏的詩「痲瘋」中描述的,「大家竟然╱連你的名字也╱不敢提╱真的把你╱當痲瘋病人一樣╱因為你的名字╱是:台灣!」

  因此之故,在我年輕時的心靈中,雖然從交往的前輩詩人聽過史明的名字,可是前輩們都不敢多說,怕惹出無端麻煩,所有點點滴滴的傳聞,無法完成一組比較完整清晰的拼圖。

  讓我對史明有比較明確鮮明的印象,要拜鄭南榕之賜,他在 1988 年以自由時代周刊社翻印了史明的巨著《台灣人四百年史》廣為流傳。我雖然平時喜愛讀書,但只有等到閱讀這部震撼的史書,才使我對自己生於斯長於斯的台灣身分、遭遇、命運,有了整體性清晰輪廓,甚至在我自己親歷過的世代中,所發生的諸多政治事件,雖時有耳聞,但被刻意掩蓋而不彰,以致模模糊糊,終於從本書得到一些具體的事蹟和概括瞭解。

  這部一千五百餘頁的精裝大書,充分補足了我許多欠缺的知識,我因受益不淺,心想對台灣人是一部必讀的書,於是向許多朋友推介,也買過幾部送給希望他非看不可的朋友。

  我是透過《台灣人四百年史》認識史明,所以對他的立功、立德方面雖然還不詳知,但對他的立言,卻衷心尊若神明,在流亡扶桑的困境下,以個人力量,先完成日文版,再經增訂改寫成一百餘萬字的漢文版,不是一般學者的功力和毅力所能完成,何況史明是一位力行的革命家,因為他志在行動,言論應該只是替代性的策略。

  第一次接近史明,遲至 1994 年 2 月 19 日,台灣筆會在李敏勇擔任會長任內邀請史明在每月餐會上演講,我特別把六年前購買的《台灣人四百年史》帶去請他簽名。和我在此之前接觸過的許多台灣革命志士,像廖文毅、邱永漢、彭明敏等等人物一樣,初見時都給人一種親切感,令後生晚輩感受到他像鄰居的父執輩那樣溫祥。

  史明的演講從他年輕時的革命行動談起,不諱言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傾心,和對中國共產黨的期待,因此不惜實際投入中國西行長征的行列,也在延安住過窯洞,但在親身體驗中,他深入觀察中國文化和共產黨的行為,使他徹底失望,而及時脫離那種偏差的革命路線,但他對所信奉的社會主義絲毫沒有動搖。他進一步分析中國的革命及其本質,最後談到台灣的出路,他最憂心的是台灣獨立運動如不能掌握時機在十年內完成,變數會很多。

  在演講中,史明對中國內部的矛盾,分析極為精闢,對台灣與中國的關係發展和可能變化有許多預測。在談話間充分顯示一位老革命家從熱情歸於冷靜的理性思考和態度,但其內心的熾熱仍然灼灼閃爍,輻射著森冷的光芒。然而,當年他所期待和預計的應行步驟,台灣少有人兼具廣面的思考力和深遠的行動影響力,於是時間蹉跎,漸漸使許多人感受到時不我予的嗟嘆和失志。

  可是作為一位老革命家,史明始終奮力而為,即使可能明知不可為,但他不會相信人民的意志力沒有什麼不可為的事。他創辦台灣獨立會,繼續他一生進行體制外人民革命的路線,對有些人願意奉獻進入體制內改革的信念和抱負,他都認為是天真而不是正確的途徑。體制內鬥爭的策略,使昔日的在野黨躍升於台灣執政舞台,然而體制的不健全,和根深柢固政治文化及意識形態的牽制,果然使新政窒礙難行,處處受到掣肘,使得執政十二年為台灣民主自由化操盤有成的李登輝,也禁不住再度破關而出,逆向操作。

  堅持體制外革命信念的史明,由於吾道獨孤,成為一隻獨飛的孤鳥,當然有一些信奉者或支持者已經可以公然圍繞他的左右,接棒繼續為台灣奔跑。史明在創設的電台諄諄誘導講述他的革命方略,可以感受到老兵的韌力仍然光芒四射。

  幾輛台灣獨立會的宣傳車,仍然不時從和平東路四出宣傳,這種幾乎唐吉訶德式鍥而不捨的努力,是一位革命家最可貴,也是最可怕、最令人欽敬的活力表現。

  台灣主權迄今無定論,有人說已定,有人說未定,各引經據典,道理充分。到底台灣人民的意志力如何?恐怕才是關鍵。如果台灣主權未定,台灣人民不想掌握主權,又將如何?如果台灣主權已定,台灣人民不想維護主權,又將如何?台灣魂才是台灣獨立的憑藉吧。

  當主張革命的人,不再革命了;當主張獨立的人,不再爭取獨立了;當主張建國的人,不再談建國理想了;當主張自由民主的人,不再關心自由民主的生態了;史明仍然像一隻孤鳥,在台灣四百年來的歷史中繼續飛翔。可是,當一隻孤鳥,兩隻孤鳥......,一大群孤鳥集合一起飛行的時候,可以遮天蔽日啊!



《自由時報》 2001.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