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龍廷教授以〈詩的觀點與詮釋〉為題「論杜潘芳格對認識論的顛覆」，提到運用法國語言學家班維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的符號學概念，討論詩的詮釋問題，論述清晰。
詩的完成包含詩人的創作過程和讀者/評論者的閱讀過程。雖然是一体的兩面，卻有不同、甚至相反的面向。創作過程是詩人的給入（input），而閱讀過程是讀者的給岀（output）。給入是開放式的演繹法，詩人觀察物象，透過聯想塑造一個詩的開放空間，是從確定性的知識/知性，衍生出具不確定性的信念/感性，物象透過語言的多/岐義性，發散意義，產生隱喻和/或象徵的效果。因此，詩會有多層面的明義（denotation）和暗示（connotation）。
給岀恰恰相反，是封閉式的歸納法，尤其是評論者想要從詩作/文本尋求合用的脈絡，理岀一個頭緒，就要從詩中蘊含的不確定信念，重組岀確定性的知識，嘗試收斂意義加以固定。所以，閱讀
過程和創作過程背道而馳。
閱讀雖然是創作的逆向，但不是回到原點，大部份是背離。詩人創作的文本，成為讀者的素材，所閱讀的是詩的內含，而不是詩人的含義。如果再加以微分來看，創作過程是詩人創意的給入，到文本的給岀，表達上從確定性的知識到不確定性的信念，不是對等關係，而是函數關係；而閱讀過程從文本的給入，到讀者接收的給岀，理解上從不確定性的信念轉回到確定性的知識，也是函數關係。
由此可見，文本的閱讀不必然牽涉到詩人的意圖，或甚至要尊守或顧慮詩人的原意，因為函數中的獨立變量，會衍發許多不同的應變量。只要閱讀者能自圓其說，意義俱足，即可完成閱讀過程。詩無定規，詩的詮釋亦無定規，與閱讀者的許多參數有關，包括經驗、理解、体會，甚至讀者的意圖。
陳龍廷教授文中首先以〈蜥蜴〉一詩為例，摘述詩選賞析者陳義芝教授的詮釋，以及吳達芸教授訪問詩人杜潘芳格的自述記錄，其間區別，實際上無是非問題，而是觀點問題。當然，作者的意圖是閱讀的一個重要參考指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不是唯一的依據，或是絕對性的憑藉。
本人曾經在民眾日報（2000 年 5 月 25 日）發表過一篇〈物性、人性、神性——釋杜潘芳格的詩〈蜥蜴〉〉，就文本的表現，分析「詩的三個段落，轉折跳躍快速，視線鏡頭從外向內，到從內向內、而從內向外，急速轉移，物象的本質也從物性到人性，而進展到神性。在詩想的發展上，表現手段在水平方向轉換角度，而精神內涵則在垂直方向層層上升。」這是我的觀點和詮釋。
陳教授文中一再提到「曖昧性」，如果是指詩的 ambiguity，以「多義性」或「岐義性」指謂較妥。上述旨在闡明「多義性」是詩的特質。「曖昧性」一辭本身相當「曖昧」，似乎暗示意義之含混不確定性，然而在「多義性」裡的意義是相當確定的。
至於論文中「論杜潘芳格對認識論的顛覆」述語似有未妥。按照《大不列顛百科全書》中文版的定義，認識論（epistemology）是「對知識本質及其確實程度的研究。因此，認識論研究者就是要考察知識的確定性和概然性的程度，考察具有確定性的知識（和？）不具確定性的信念之區別。」
因此，詩或許有認識論的運用（如上述），但不知如何顛覆？論文中其實也未申論杜潘芳格對認識論的認識和運用，更遑論其對認識論的顛覆，頂多在結論中提到「而解開謎語的過程，確實經常要跳脫一般人所習以為常的認識論，才能夠掌握其詩句的精妙。」此處所稱「認識論」只是通常所說的「認知」而已。
然則，據此，或許應該說，讀者的解讀，才是對杜潘芳格詩中認識論的顛覆吧。
附註：
陳龍廷教授在此論文中提到：「詩人林亨泰曾說過，他們受過日本教育的那一代人，對詩的看法，特別注意到認識論的顛覆，甚至切入人生、死亡的問題。」此話轉引自陳謙文〈悲情之繭〉（《文學台灣》7 期 1993.07.05）。經查林亨泰原文〈現代主義與台灣現代詩〉（《林亨泰全集》Ⅴ：141）指稱「1950—60 年代的台灣現代派運動，不難發現其最大企圖乃是在於認識論上的顛覆⋯⋯。」原文「認識論上的顛覆」，被轉述為「認識論的顛覆」，再轉為「對認識論的顛覆」，真是一字之謬，不知差之幾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