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在戰後白色恐怖時代，史明和許多先覺者一樣，是一個敏感的名字，不但被逼流亡海外、流落異鄉，而且在島嶼內的公共記憶和記錄都被刻意抹消，國民黨執政當權者使盡手段，要使他們與台灣群體脫節，並製造恐怖氣氛，把他們從台灣人民集體意識的存在中拔除。正如我在寫彭明敏的詩「痲瘋」中描述的，「大家竟然╱連你的名字也╱不敢提╱真的把你╱當痲瘋病人一樣╱因為你的名字╱是：台灣！」
因此之故，在我年輕時的心靈中，雖然從交往的前輩詩人聽過史明的名字，可是前輩們都不敢多說，怕惹出無端麻煩，所有點點滴滴的傳聞，無法完成一組比較完整清晰的拼圖。
讓我對史明有比較明確鮮明的印象，要拜鄭南榕之賜，他在 1988 年以自由時代周刊社翻印了史明的巨著《台灣人四百年史》廣為流傳。我雖然平時喜愛讀書，但只有等到閱讀這部震撼的史書，才使我對自己生於斯長於斯的台灣身分、遭遇、命運，有了整體性清晰輪廓，甚至在我自己親歷過的世代中，所發生的諸多政治事件，雖時有耳聞，但被刻意掩蓋而不彰，以致模模糊糊，終於從本書得到一些具體的事蹟和概括瞭解。
這部一千五百餘頁的精裝大書，充分補足了我許多欠缺的知識，我因受益不淺，心想對台灣人是一部必讀的書，於是向許多朋友推介，也買過幾部送給希望他非看不可的朋友。
我是透過《台灣人四百年史》認識史明，所以對他的立功、立德方面雖然還不詳知，但對他的立言，卻衷心尊若神明，在流亡扶桑的困境下，以個人力量，先完成日文版，再經增訂改寫成一百餘萬字的漢文版，不是一般學者的功力和毅力所能完成，何況史明是一位力行的革命家，因為他志在行動，言論應該只是替代性的策略。
第一次接近史明，遲至 1994 年 2 月 19 日，台灣筆會在李敏勇擔任會長任內邀請史明在每月餐會上演講，我特別把六年前購買的《台灣人四百年史》帶去請他簽名。和我在此之前接觸過的許多台灣革命志士，像廖文毅、邱永漢、彭明敏等等人物一樣，初見時都給人一種親切感，令後生晚輩感受到他像鄰居的父執輩那樣溫祥。
史明的演講從他年輕時的革命行動談起，不諱言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傾心，和對中國共產黨的期待，因此不惜實際投入中國西行長征的行列，也在延安住過窯洞，但在親身體驗中，他深入觀察中國文化和共產黨的行為，使他徹底失望，而及時脫離那種偏差的革命路線，但他對所信奉的社會主義絲毫沒有動搖。他進一步分析中國的革命及其本質，最後談到台灣的出路，他最憂心的是台灣獨立運動如不能掌握時機在十年內完成，變數會很多。
在演講中，史明對中國內部的矛盾，分析極為精闢，對台灣與中國的關係發展和可能變化有許多預測。在談話間充分顯示一位老革命家從熱情歸於冷靜的理性思考和態度，但其內心的熾熱仍然灼灼閃爍，輻射著森冷的光芒。然而，當年他所期待和預計的應行步驟，台灣少有人兼具廣面的思考力和深遠的行動影響力，於是時間蹉跎，漸漸使許多人感受到時不我予的嗟嘆和失志。
可是作為一位老革命家，史明始終奮力而為，即使可能明知不可為，但他不會相信人民的意志力沒有什麼不可為的事。他創辦台灣獨立會，繼續他一生進行體制外人民革命的路線，對有些人願意奉獻進入體制內改革的信念和抱負，他都認為是天真而不是正確的途徑。體制內鬥爭的策略，使昔日的在野黨躍升於台灣執政舞台，然而體制的不健全，和根深柢固政治文化及意識形態的牽制，果然使新政窒礙難行，處處受到掣肘，使得執政十二年為台灣民主自由化操盤有成的李登輝，也禁不住再度破關而出，逆向操作。
堅持體制外革命信念的史明，由於吾道獨孤，成為一隻獨飛的孤鳥，當然有一些信奉者或支持者已經可以公然圍繞他的左右，接棒繼續為台灣奔跑。史明在創設的電台諄諄誘導講述他的革命方略，可以感受到老兵的韌力仍然光芒四射。
幾輛台灣獨立會的宣傳車，仍然不時從和平東路四出宣傳，這種幾乎唐吉訶德式鍥而不捨的努力，是一位革命家最可貴，也是最可怕、最令人欽敬的活力表現。
台灣主權迄今無定論，有人說已定，有人說未定，各引經據典，道理充分。到底台灣人民的意志力如何？恐怕才是關鍵。如果台灣主權未定，台灣人民不想掌握主權，又將如何？如果台灣主權已定，台灣人民不想維護主權，又將如何？台灣魂才是台灣獨立的憑藉吧。
當主張革命的人，不再革命了；當主張獨立的人，不再爭取獨立了；當主張建國的人，不再談建國理想了；當主張自由民主的人，不再關心自由民主的生態了；史明仍然像一隻孤鳥，在台灣四百年來的歷史中繼續飛翔。可是，當一隻孤鳥，兩隻孤鳥......，一大群孤鳥集合一起飛行的時候，可以遮天蔽日啊！
《自由時報》 2001.1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