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鄭清文著《丘蟻一族》
小說家鄭清文對我說過，很多人告訴他看不懂《丘蟻一族》，我漫應曰：怎麼可能，因為寓意很明顯呀！等到我整理這次報告時，才發現有許多可深論的空間，確實有難懂之處。
首先遇到的問題是：這是一本怎麼樣的書？鄭清文是小說家，他的著作理應是小說，小說要有人物，《丘蟻一族》裡沒有一個人物，不構成小說的充分要件。出版社在封面上標明的是「鄭清文童話」，傳統童話是指魔法或神奇的民間故事，牽涉到人界和魔界之間的變化和交通，像蛇郎君、虎姑婆，《丘蟻一族》裡沒有人物，只有動物，具備魔性，只能在動物之間互變，不能變人，與童話要領不合，惟變形之趣味性適合兒童的想像，是適宜的兒童讀物。
寓言嗎？寓言指帶有寓意的短篇單一故事，流傳最廣的是在印度、埃及、希臘的動物寓言，如《伊索寓言》，以動物故事喻人間社會，寓有教誨意義，故名。《丘蟻一族》是長篇（看是兩個中篇，似是階段性寫作而分，其中整体性串連很明顯），故事繁複多變，尤其是動物的隨機變形，與寓言中動物特定個性的形態不同，不算是單純的寓言。
就變形的方式來看，很像神話。神話通常是敘述神或超人的非凡故事，完全不同於人的經驗和時代，帶有絕對權威的象徵意義，然而隨著神話的世俗化，像宗教儀式和文學的史詩創作，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和移動，例如超能力變形行動的隨意性，轉變成有賴咒語的律令啟動或牽制，主人翁也被動物取代，或加以神格化，例如孫悟空，或加以醜化，例如豬八戒。
創造性文學創作中，神話、民間故事、童話、寓言、史詩、傳奇小說、誌異筆記等等，彼此互相滲透、挪用、轉移，層出不窮，但像《丘蟻一族》這樣涵蓋跨越文類不易定規的作品，也實在少見。俄羅斯文藝學家梅列金斯基（E. M. Meлетинский, 1918—）在評述德國哲學家卡西勒（Ernst Cassierer, 1874—1945）的《神話思惟》中提到：「神話作為一個封閉式象徵体系呈現於世 ，其形成体系旣仰賴於神話的功能性，又取決於對周圍世界加以模式化的手段」➊。基於上面簡述，我大膽把《丘蟻一族》暫時勉強定位為「 創造性象徵形態的現代政治神話」。卡西勒把神話作為對現實進行創造性調整乃至認識的方式，他認為只有訴諸象徵所創造的事物，才可被認識。他把神話思惟的特徵視為是現實與觀念、事物與形象、本体與屬性等等的混同。因此，觀念的客觀所呈現的是現象，是形象本身，在文學創作上產生象徵意義。
在文學創作上要產生象徵意義，最好的方式是採用詩的体裁或語言風格，與小說採取線或面的說明性敘述策略不同，詩重視點的強化和突破。神話與經驗科學不同，邏輯分析在神話思惟中不存在，神話的表達常出之於直覺方式，凡此種種，和詩相當貼切類似。神話和詩另有基本上的共通點，是象徵形態的說謊，即不必具備實證性。
神話和詩還有一共同特徵是，局部等同於全体，意即個別性往往是整体性的隱喻或象徵，因此《丘蟻一族》是丘蟻單一的多面呈現，各種性格的變貌，也是相同屬性的丘蟻一族之族群性。丘蟻可化身成丘蟻一族，具有抽樣代表性，而且物以類聚，個性突顯群性，而群性也會涵養個性，是模式化的顯示。
這是我對《丘蟻一族》在創作性象徵形態方法論大体上的綜合基礎，至於本質上我還是偏向於神話或者寓言，而神話尤勝過寓言，因為我不以為有正面的教誨意義，而寧願把它納入神話的封閉系統內，與台灣社會隔絕。可是現象畢竟是存在的，尤其在政治層面上，說不定有人願意對號入座，我但願那現象只停留在現代政治裡，作為神話處理。
依此基礎進入閱讀《丘蟻一族》，便很清晰，迎刃而解。作者在〈 丘蟻一族〉這個中篇的題辭引用但丁《神曲》地獄篇第 1 4 章，明指故事發生在大海中央純淨的克里特島，暗喻的就是台灣。故事一開始出現的背景是，天地一片紅，紅色在視覺印象上有狂熱、粗暴、緊張、災禍等等象徵意味，書中提示的是紅色蝗蟲肆虐，蝗蟲是害蟲，對農作物為害甚烈，《漢書》中〈睦張傳〉云：「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紅色蝗蟲遮天蔽日，肆無忌憚，所到之處，大地毫無生機，頓成沙漠之地。台灣沒有沙漠，沙漠隱喻的是台灣現在式政治現象，紅色文化入侵後，原有的建制、紀律、效率的社會逐漸解体，陷入文化沙漠的境地；也是未來式的預言神話，有朝一日，紅色中國入據後，可能出現的政治荒蕪狀況。這是《丘蟻一族》最基本的象徵形態，開宗明義就點明得很清楚。
沙漠之地隱喻的現代社會，是只會猛吃而不事生產的蝗蟲糞文化所造成。但號稱歷史悠久的古文明，已練就虛飾不實、冠冕堂皇的習性，推翻名實論的價植觀，不說髒話，「糞」必定要說是「甘霖」，這是說謊成性的文化基因。被紅色蝗蟲的糞所淹沒的沙漠，是社會的象徵，所以沙漠中有各種動物，也有各種植物，好種壞種都有，這是社會的眾生相。紅色蝗蟲肆虐之後，被紅糞覆蓋的大地，都被染上紅色，生態完全改觀，這是現在進行式的神話變貌。
起先出現的兩個主角，一動物，是丘蟻，白蟻的一種；一植物，是紅樹柱，是失去綠葉生機的枯木。屬性、色彩截然有別的物種，卻有相同的德性，即自我吹噓，這其實是來自同種文化的習性：說謊，也就是說反話。故事集中描寫丘蟻，因具備活躍的動物性，常成為話題焦點，而紅樹柱只是陪襯背景，偶爾應景出現，非常醒目，有社會現況的實然。
丘蟻一族據說已傳衍幾千年，但到底多少年，卻說不清楚，跟中國歷史很像。而蟑螂是丘蟻的祖先，也就是說丘蟻是蟑螂的變種，這和龍的傳人的神話大相逕庭，不過這顯然是作者反諷的設計，「天上一條龍，地上一條蟲」，佔領赤地千里紅色帝國的成王是龍，則被驅趕到荒島的敗寇自然就變成蟲了，龍和蟑螂在神話歷史上是一家。
丘蟻一族的軍國一体，和戰後台灣社會的黨國一体暗合。丘蟻一族都是母蟻（亦名后蟻，諧音后羿，即中國夏朝窮國之君）所生，所以母蟻整天忙著產卵，一天可生一萬五千個卵，這個神話類似中國人都是黃帝的子孫，所以黃帝也只好一天到晚忙著生孩子。（真黃！）書中指稱母蟻做為象徵性的元首，代表丘蟻一族，不言可喻，當然也象徵著元首的女性特質和神情吧。後來因丘蟻一族大聲說謊，以致母蟻變成紅色，是很恐怖的變貌，這種象徵形態的創造性現代政治神話，也是寓言，已然成為預言，讀者難道不會心生警惕！
丘蟻一族因為有幾千年的歷史，練就說謊的本領，越會說謊，地位越高，曝光機會越多，知名度越大。丘蟻一族中地位最高的是委員，委員有很多種，書中不分，以委員總稱，在台灣最強勢的恐怕要推立法委員，這是丘蟻一族最喜歡擔任的職務，可以顯示其重要地位。不過還有一種委員中的委員，書中稱為委員頭目，身份應該類似中國特稱的委員長，這是權傾一代的無上權威，在台灣具有前委員長身份的好像只有一位，別無分店。作者以委員頭目稱之，突顯丘蟻一族的部落結構之原始生態，即使歷幾千年仍未進化。
號稱幾千年歷史卻未進化，是很弔詭的事，主要是說謊的族性，違反名實論的實證性，喜歡顛倒黑白、馬鹿不分，以錯為正，自己永遠不會錯，如果錯了，那是別人的錯，所以太陽變成從西方出來，為了牽就這個錯誤（謊話），西方就改稱東方。這種不文明的文化傳統，養成先說先贏，反正眾口鑠金，積非成是。因此，宣稱太陽、月亮、星星、河、山、風、雲、樹、草、花、土、石頭、蜘蛛、蝴蝶、蠍子，都在說謊。總之，世界萬物都說謊，只有丘蟻不說謊，而這正是天底下最大的謊話。
謊話成為蟻族性、成為丘蟻一族的基因，終於變成符咒。一般神話的宗教儀式符咒，謂之真言，而丘蟻一族的符咒卻是謊言，這是作者的反諷，也可以看做丘蟻一族的反建制、反律則、反常態現象。因此，事事以假為真，與社會認知的現實形成反相，文化喪失邏輯辯證能力，這應該是作者要著力批判的寓意所在。
於是，名實論的墮落成為必然的後果，最明顯的是命名，選用智、仁、勇、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高標好名，但往往名實不副，作者對具有這些神聖名字的丘蟻，給與嘲弄，賦予新的定義，正好與丘蟻一族把謊言辯稱為新的真實，相得益彰，顯示作者反諷的強烈，藉最淺顯的名實論辯證，以象徵形態針砭文化体質的虛假性。
最諷刺的是廉恥的連体嬰，本來廉恥美德要連用，使用在連体嬰最適合，可是丘廉和丘恥不合，各持己見，行事南轅北轍，互相指責：丘廉一點也不清廉，丘恥完全無恥。其實作者在設計以廉恥命名連体丘蟻時，應該已經埋下二者有廉即無恥，有恥則無廉的伏筆，象徵二者未見兼具的現代政治生態吧。
以謊言為符咒的變形動力，完全是隨機性，無法預計，表示其魔力之無定性，不成熟的取巧。因此，丘廉和丘恥在變形時，呈現馬、鹿難分的局面。指鹿為馬，傳入日語，出現「馬鹿」一詞，即「笨蛋」之意。原先丘義曾引發丘智是壞蛋或好蛋的爭吵，如今變出了第三種的笨蛋。結果，鹿死誰手？當然是馬贏，因其腿修長又健壯，適合奔跑，經丘蟻一族大家同意，馬成為總統沙漠之王。
但丘廉和丘恥變成馬廉和馬恥後，形變質不變，馬廉和馬恥共兩張臉，一張白臉（裝好人，濫開支票）、一張黑臉（專做狠事，讓支票變空頭），黑白相間，有如雨傘節，這是最毒的蛇，作者的象徵手法巧費心思。好玩的是，雖然有馬首是瞻的成語，馬頭卻是聽命於尾巴，這即使不算神話，至少也算傳說。而黑白兩頭，各是其是，又各司黑白馬腿，亂了步驟。馬成為丘蟻一族的共主後，變相更加恐怖，從變色龍、雷龍，到食蟻獸，終於吃定自家人，一掃而空，君臨萬蟻，予取予求，所向無敵。
《丘蟻一族》中的第一個中篇〈丘蟻一族〉，是從丘蟻一族的生態神話，變形到馬出現為止的過程，鄭清文創造了揉和童話、寓言、神話、史詩的各種成分，又不定於一格的故事，以象徵形態貼合現代政治的現實，自此天馬君臨天下，進入了第二個中篇〈天馬降臨〉的故事領域，按圖索驥，不難追尋作者創造的意念。而趨向詩意的跳躍性語言的運用，在鄭清文多年來的小說創作上，早已逐漸展開，形成特殊風格了。
➊ 梅列金斯基：《神話的詩學》中譯本 45 頁，魏慶征譯，商務印書館，北京，1990。